臨鍾紹京《靈飛經》(43行墨跡本) 毛筆式 鉛筆書法
毛筆字小楷典範*
唐人寫經精品《靈飛經》(43行墨跡本) 網文轉載: 《靈飛經》全名為《靈飛六甲經》,是一部道教經卷。
此墨跡本為唐朝開元二十六年的手寫經卷(傳為鐘紹京所書,不足為信),明朝時曾流入董其昌之手。現僅余四十三行。
關於《靈飛經》四十三行與整個《靈飛經》全卷的脫離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,啟功先生在《記〈靈飛經〉四十三行本》一文中是這樣記述的:《靈飛經》“當時流入董其昌手,有他的題跋。海寧陳氏刻《渤海藏真》叢帖,由董家借到,摹刻入石,兩家似有抵押手續。後來董家又贖歸轉賣,鬧了許多往返糾紛。《渤海》摹刻全卷時,脫落了十二行,董氏贖回時,陳氏扣留了四十三行。從這種抽頁扣留的情況看,脫刻十二行也可能是初次抵押時被董氏扣留的,後來又合又分,現在只存陳氏所抽扣的四十三行,其餘部分已不知存佚了。” 此作筆法精美,結體舒展,氣息高古。秀美中不乏古趣,穩重中尤見靈動,清朝無數文人墨客、學生士子無不對《靈飛經》刻本心追手摹,館閣體卷折書寫風格實直接導源於此。 此四十三行真跡清代後期歸常熟翁氏所有,從翁同和《瓶廬叢稿》所記可知,此作在翁家已歷三代。 世間流傳的《靈飛經》石刻,獨領小楷刻帖幾百年風騷,人們不但驚嘆於其書法之美,更為其刻制的精細所折服。但當我們今天有幸通過攝影印刷一睹其廬山真面時,仍不免會驚詫不已-----原來再精妙的刻本也無法再現墨跡的神韻和細節。
難怪米芾會發出“石刻不可學,但自書使人刻之,已非己書也,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”的感嘆。 (退齋漫記)
嘉慶中嘉善謝恭銘得到陳氏抽扣的四十三行,刻入《望雲樓帖》,刻法比《渤海》不同。不但注意筆劃起落處的頓挫,且比《渤海》本略肥。凡是看過敦煌寫經的人都容易感覺《望雲》可能比較一逼真,而《渤海》可能有所目失真。
這四十三行在清代後期歸了常熟翁氏,從影印文恭公同和的《瓶廬叢稿》所記中,得知在翁家已曆三代。文恭的玄孫萬戈先生,前幾年來北京,歡然互敘世代交誼處,我第一詢問的即是這四十三行,萬戈兄慨然以攝影本見贈,還親自抄錄了陳氏累代的題語和文恭的若干條跋記。廬山真面入目以後,才真正看出唐人的筆法墨法,始知無論《渤海》、《望雲》都一樣走了樣.尤其墨彩飛動的特點,更遠遠不是石刻拓本所能表現萬一的。這次萬戈先生把它交給《藝苑掇英》,發表,使這四十三行《靈飛》,真面目與世相見,實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。
我所說的重大意義,不僅只是廣大書法愛好者得見著名的唐人真跡這一方面,更有意義的是翁萬戈先生除拿出《靈飛》外,還把家中世藏珍品,加上自己歷年收集的,一同印出與海內外同好共賞,豈不堪稱一件無私的盛舉:
從《靈飛》的書法論,它那秀美中有古趣的風格,舒展中有團聚的結體,平易中有變化的用筆,都已把唐人書法的特色表達無餘。此外對學書者有更重要的啟示兩端:
一是明白了任何精工的石刻,也難把墨跡中最重要的活氣顯示出來,這可譬如看樂譜上排列的音符,即使是記得再細的,把主旋律外的各個裝飾音都寫上去的,也不如聽一次演奏。這不但《靈飛》墨跡與刻本有??別,一切石刻都與原寫墨蹟有別。看了《靈飛》墨跡,可以一豁然心胸。這項啟示的價值, 又豈止在欣賞《靈飛》一帖為然?它有助於學書者臨習一切石刻時,懂得石刻與墨蹟的關係是怎樣的。不致再把死板刀痕,看成毛錐所寫的完全效果。
二是自從《靈飛》刻石行世後,對於清初許多書家,都起著極大的影響。甚至可以說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清朝一朝。直到包世臣出,奮力提倡北碑,唐碑派和《靈飛》的勢力相對的有所減弱,但在科舉廢止之前,考卷的領域中,這種影響還沒有全被北碑所取代。這裡要附加校正說明的:清代館閣卷折吸取《靈飛》刻本的一個側面,並不減弱《靈飛》在書法真諦上的地位。到今天真跡出現更可一洗把《靈飛》與館閣卷折齊觀的誤解。
清代中期陸續有少量的唐人寫經墨跡出現,書家對這種墨蹟的重視,也逐漸加強。例如王文治得律藏經,屢次談到印證其筆法。成親王、吳榮光也屢次題跋讚賞一個分了許多段的《善見律》卷。這些寫經墨跡,也曾被摹刻在幾種叢帖中。但它們的聲威,都不及靈飛的顯赫。原因何在,當然《渤海》】傳播的既久且廣是一個因素,而仔細對校那幾種寫經,它們的風采變化,確有遜於《靈飛》處。即在今天,拿敦煌所出、日本平安朝所遺的寫本來與《靈飛》比較,《靈飛》仍然可以敢當那一比,而不輕易出現遜色。那麼這四十三行經得起多方比較的傑出藝術品,在今天印出,我都替那位無名英雄的書手,感覺自豪:
世間事物沒有十分完美無缺的,看這四十三行,總不免有不見全文的遺憾。但從另一角度看《渤海》也不是真正全文,它既無前提,也不知它首行之前還有無文字,中問又少了十二行,也是較少被人注意的。如從“償鼎一臠”的精神來看這四十三行,字字真實不虛,沒有一絲刀痕石泐,實遠勝於刻拓而出的千行萬字。而《渤海》所缺的十二行,即是這四十三行的最後十二行,拿它與《渤海》全本合觀,才是賞鑑中的一件快事。
至於什麼鐘紹京書等等臆測之論,實是自古鑑賞家的一項通病,無款的書畫,常要給它派一個作者,有的在卷外題籤或在卷後跋中指定,這還不傷原跡;有的即在卷內添加偽款,破壞文物,莫此為甚。《靈飛》從元人袁桷指為鍾紹京後,明、清相承,有此一說。至今若干唐人真跡已為世人共見,那此一推測已無辯駁,而古人所見不多,有所揣度,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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